GY‧說故事

最近，多了些時間，重拾了我一直放在防潮箱裡的單眼。

充飽了兩顆鋰電池的電量，拿著相機在手中把玩著，似乎聽得到它正向我訴說著，箱子裡的孤單時光。

也許工作忙了，沒了時間、沒了心情；但終究還是沒有遺忘。

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特別的日子，又有多少是真的值得紀念的日子。

情人節？父親節？母親節？亦或是自己一年多一歲的生日。

就在我不當學生之後，自己的生日似乎就像掛在牆上的一頁日曆般，“唰“的一聲就撕了下來。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本想著今年的生日應該還是在工作上度過才是。

但出乎意料地，今年生日我意外得到了一份特別又寶貴的禮物。

 今年的生日，剛剛好就在中秋過後的隔一天。

七月的恆春，熱得嚇死人的太陽

水藍的天空，倒掛幾段飛機殘留的羽翼

我在南台灣的生活充實，忙到沒時間抽空到墾丁沙灘讓眼睛吃吃「冰淇淋」

可惜了這次來恆春短短一個月時光

「嘿！我要走咧！」

『喔……那你還會再回來嗎？』

「我不知道耶！也許有一天吧！」

根據法務部向立法院所提之一份報告的資料顯示，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29,407件，無辜受難者約14萬人。然而，據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約6、7萬件，如以每案平均三人計算，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當在20萬人以上，他們就是「白色恐怖」的犧牲者。（魏廷朝 1997，2）

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為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至少殺害了4000個至5000個，甚至於8000個以上的本省和外省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台灣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一直要到1984年12月，最後兩個五零年代的政治終身監禁犯林書揚與李金木，在坐滿34年又7個月以上的牢後，才釋放出獄。（藍博洲 1993，21-2）

總統府的周遭，自戒嚴時期起，便由軍方劃分出部分嚴密的管制區域。
為維護中央政府與相關部門的安全，這個區域內分部了數量甚眾的維安部隊，許多不為人知的事件也在戒嚴時期在這個區域內發生。
這個地方，稱之為「台北市博愛警備管制區」，簡稱「博愛特區」。
白色恐怖時期，許多受到政治迫害的新知識份子在博愛特區附近一夜之間突然地消失。
很多人在蔣經國宣布解嚴之後重見天日，但卻有大部分的人，在兩蔣戒嚴期間內不知所蹤。

「訓導處報告！訓導處報告！請田徑隊的同學於升旗前，至操場上集合。」

「訓導處報告！訓導處報告！請田徑隊的同學於升旗前，至操場上集合。」

一如往常的，學校早自修時間裡，洪亮的廣播聲一口氣傳遍整座學校。

 我坐在教室的位置上，看著一襲略高的身影背著深藍色亮皮運動背包經過教室窗邊的走廊。

於是，我拿起裝著鐵製長笛的黑色箱子走出教室遠遠地跟在他的身後。

「訓導處報告！訓導處報告！請田徑隊的同學於升旗前，至操場上集合。」

「訓導處報告！訓導處報告！請田徑隊的同學於升旗前，至操場上集合。」

 早自修的時間，我坐在教室的位置上，抬起頭望著教室前不斷發出聲音的廣播器。

然後我合上桌上的課本，拿起身旁裝著田徑釘鞋專用的包包，晃過身旁還在自修的同學走到的教室後方。

 「老師，我要去練習了。」站在辦公桌前，我對著低頭批改作業的老師說著。

 攝影： Canon 400D   地點：墾丁國家公園